当一部电影被从院线撤下,当录像带在地下室辗转传播,当审查机关的红笔划过剧本——这些时刻里,影像与权力正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角力。被禁止的理由各有不同:有的触碰了历史的未愈伤口,有的撕开了家庭结构中的暴力暗面,有的将镜头对准了宗教禁忌与肉身欲望。这些影片并非天然具有颠覆性,它们只是选择了诚实——而诚实,在某些语境中成为最危险的表达。

为何引发争议

历史叙事的权力之争始终是审查的核心战场。官方历史书写往往需要统一的叙述口径,而电影的视觉化呈现却能唤醒集体记忆中那些被抹去的细节。当导演用长镜头记录某段动荡年代的日常生活,当演员用方言念出未经修饰的证词,影像便获得了与档案抗衡的力量。这种对历史创伤的重新凝视,挑战的不仅是记忆本身,更是谁有权定义过去的制度安排。

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在保守社会中往往是不可言说的禁区。父权制下的精神控制、代际之间的情感暴力、婚姻制度对个体的规训——这些议题一旦被搬上银幕,就意味着将私领域的压迫公共化。某些文化中,维护家庭的表面和谐被视为道德义务,任何揭示其内部裂痕的尝试都可能被指控为”败坏风俗”或”破坏传统”。而电影恰恰擅长用特写镜头捕捉餐桌上的沉默、卧室里的冷暴力,让观众无法回避那些被粉饰的真相。

宗教意象的再诠释则触及了信仰体系的根基。当导演将神圣符号置于世俗情境,当剧本质疑教义与现实生活的矛盾,当演员用肉身演绎神职人员的欲望——这些创作行为在虔诚者眼中可能构成亵渎。审查往往不仅来自官方机构,更源自宗教团体的抗议与抵制运动,使影片在放映前就陷入道德审判的漩涡。

值得进入的影像世界

《索多玛一百二十天》(Salò o le 120 giornate di Sodoma · 1975)由帕索里尼执导,将萨德侯爵的文本移植到法西斯末期的意大利。导演用极致的暴力场景构建了一个关于权力腐败的寓言:四位贵族在豪宅中对少年进行系统性的肉体与精神摧残。影片的争议不在于暴力本身,而在于它拒绝提供任何道德缓冲——没有英雄救赎,没有正义伸张,只有冷静到残酷的镜头语言。帕索里尼在影片完成后不久被谋杀,使这部作品成为他对法西斯主义最后的控诉。它在多国遭禁数十年,至今仍是检验观众承受力的试金石。

《感官世界》(愛のコリーダ · 1976)是大岛渚对日本战前性压抑文化的挑战。影片改编自真实案例”阿部定事件”,讲述女佣与雇主陷入极端情欲关系,最终以阉割与死亡收场。大岛渚拒绝将性爱场景处理为情色奇观,而是用近乎纪录片的方式呈现两人对社会规范的彻底抛弃。这种对肉身欲望的直白展现,在当时被视为对日本传统美学的冒犯。影片在本国被禁,底片不得不在法国冲印,却在戛纳引发巨大反响。它证明了身体政治如何成为对抗威权体制的最后阵地。

《悲情城市》(悲情城市 · 1989)由侯孝贤拍摄,是首部正面触及”二二八事件”的台湾电影。影片通过一个家族的离散讲述历史创伤如何渗透进日常生活:聋哑摄影师的沉默成为整个时代失语状态的隐喻,家书与照片成为记忆的物质载体。侯孝贤采用固定长镜头与自然光,让历史以缓慢但不可阻挡的方式浮现。这种非煽情化的叙事策略反而增强了影片的穿透力,使它在威尼斯电影节获金狮奖,却在本土长期面临放映限制。它提醒我们,某些伤口需要几代人才能直视。

《我不是你的黑鬼》(I Am Not Your Negro · 2016)由拉乌尔·佩克执导,以詹姆斯·鲍德温的未完成手稿为基础,剖析美国种族主义的系统性暴力。影片将历史影像与当代新闻并置,揭示从马丁·路德·金到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连续性。导演不依赖采访或解说,而是让鲍德温的文字与档案镜头直接对话,形成强大的修辞力量。这种将文学性思考与政治抗争结合的方式,使影片超越了纪录片的范畴。它在某些地区被指控”煽动种族对立”,恰恰证明了影像揭示真相时可能引发的恐慌。

沉默之下:那些被禁的声音
沉默之下:那些被禁的声音
沉默之下:那些被禁的声音
沉默之下:那些被禁的声音

《撒旦探戈》(Sátántangó · 1994)是贝拉·塔尔对后社会主义废墟的漫长凝视。七小时片长记录了匈牙利乡村公社的崩溃,泥泞的街道、废弃的集体农庄、在绝望中寻找救赎的人群——这些意象构成了对乌托邦幻灭的挽歌。塔尔用极端缓慢的镜头运动逼迫观众进入时间本身,使等待与无望成为可被感知的物质。影片几乎没有传统叙事,却在形式层面完成了政治批判。它的放映常伴随争议,因为那些延宕的黑白影像拒绝提供任何安慰或答案。

《索尔之子》(Saul fia · 2015)由拉斯洛·奈迈施执导,以奥斯维辛”特遣队”成员的视角呈现大屠杀。导演采用4:3画幅与浅景深,将镜头紧贴主角后脑,观众只能通过模糊的背景声音推测正在发生的暴行。这种反奇观化的策略避免了对苦难的消费,转而聚焦于极端环境下尊严的可能性。影片的争议在于它质疑了传统大屠杀叙事的伦理边界——当我们无法完整呈现历史,如何避免简化与利用?它在戛纳获评审团大奖,却在部分地区因”过于压抑”受到抵制。

《燃烧女子的肖像》(Portrait de la jeune fille en feu · 2019)由瑟琳·席安玛拍摄,讲述十八世纪女画家与贵族少女的禁忌之恋。导演用古典油画的光影质感呈现女性凝视的觉醒:画家的每一笔不仅是技艺,更是对父权艺术史的重写。影片拒绝男性目光的中介,让两位女性在相互观看中构建平等的情欲关系。这种对女性主体性的坚持,在保守地区引发抗议。它证明了性别政治如何渗透进最古典的艺术形式,使一个爱情故事成为权力结构的寓言。

《无依之地》(Nomadland · 2020)由赵婷执导,记录美国经济崩溃后的车居族群。影片模糊纪录与剧情的边界,让非职业演员以真实身份出镜,讲述被新自由主义抛弃的生命经验。赵婷用广角镜头拍摄西部荒原,将个体的漂泊置于资本主义废墟的壮丽景观中。这种对底层现实的温柔凝视,在某些语境中被解读为对制度失败的指控。影片在奥斯卡获最佳影片,却在部分地区遭遇审查,显示出即便是诗意的现实主义也可能触及政治神经。

延伸观影

《狗牙》(Κυνόδοντας · 2009)
《修女艾达》(Ida · 2013)
《凛冬烈火:乌克兰自由之战》(Winter on Fire: Ukraine’s Fight for Freedom · 2015)
《幸福的拉扎罗》(Lazzaro felice · 2018)

这些影像之所以遭遇压制,恰恰因为它们拒绝简化复杂的现实。它们适合那些愿意在不适中思考的观众——不是为了猎奇,而是为了理解艺术如何在沉默的缝隙中发声。当我们观看这些被禁的影片,我们参与的是一场关于表达边界的持久辩论。